,日后慢慢查也就是了。
张居正在明知道皇帝所欲的情况下,还上了这题本,其实是告诉朱翊钧见好就收,不可能一下子将反对派在肉体上消灭光。如果再继续下去,真有可能引起天下大乱了。
至于王锡爵的奏本,大部分京中官员都署了名字,因此这奏章近乎代表了此际所有京官的意见。在一众朝官看来,朱翊钧追究张文明遇刺案,和太祖时期的“郭桓案”非常类似,不过万历皇帝将刀尖对准了阻挠变法的乡绅而非贪腐官员而已。凡是知道郭桓案的官员,没有不害怕皇帝将刀尖转向的。
因此,这份劝谏皇帝的奏章中“皇上情愫至诚,为肃正纲纪,清正本源,天下臣民悉已知之。”这句话就体现出王锡爵的高水平。
在王锡爵奏章中签名的大臣,都明白这句话背后潜藏的意思,也都以谏的方式向皇帝表示了“输诚”。皇帝已经用“张文明遇刺案”向天下表明,在推行变法的事情上,宁可杀的人头滚滚,也没有一点后退和妥协的余地——这种方式的“统一思想”,也只有在皇权至上的大明朝,才有这般操作的可能。
朱翊钧览奏之后,在张居正的题本上签上“朕知道了”,然后明发,却将王锡爵的题本留中。
张居正的题本明发当日,满朝文武都知道,皇帝已经发出了妥协的信号,现在是大臣们把台阶给送到皇帝脚下的时候了。
十一月初二日,内阁次辅吕调阳和阁臣王国光、张四维在养心殿东暖阁请见,劝谏皇帝不再对“张文明遇刺案”扩大化,释放相应无关人员,并返还财产。
朱翊钧听了道:“据锦衣卫奏报,这些被逮问之家,或与董剑雄联络密切,或者互相串联,虽未有谋逆实迹,但若轻轻放过,妥当吗?”
吕调阳回奏道:“臣等以为,还是以实证究治为好。部分和董剑雄联络之家,并无谋刺的实证。固然有些攀咬的,不过是三木所求,供词荒唐且无法对证。以实证入罪,罪人当罪;以刑求入罪,难免冤狱。历代祖宗,何曾冤杀一人?臣等请皇上谨慎裁断。”
朱翊钧听了冷笑,指着自己的腿道:“丧心病狂之畜类,先谋杀朕躬,后行刺大臣家属,以阻挠变法大政,朕还杀不得他们不成?”
吕调阳见皇帝的语气中少了平日里的淡然冲和,多了些阴狠怨毒,心里打了个突,不敢再诤谏,只是叩下头去不语。
王国光心说皇帝受伤之后变化确实很大,这几句话说出来,竟然全不在情理上,反倒是少见的蛮横不讲理的劲儿又出来了。
他刚要接过吕调阳的话头,却不防身后的张四维回奏道:“皇上,张宏等大逆不道,挫骨扬灰也不足弥其罪过。既然圣心已定,不如发下章程,臣等必然依旨意照办就是。”
王国光伏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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