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历朝历代,财政上宋朝是个另类,严重依赖工商业收入和变相的人头税征榷收入,特立独行格外显眼。徐平本来也很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,直到他坐上了通判的位子,自己打理一州财政,才恍惚有些明白。
两税作为正税,在财政收入中的地位自然最重要,当徐平打开两税的账籍,一道咸平元年真宗皇帝给三司的诏书抄本便映入眼帘。
“方域至广,邦赋实繁。责在有司,抑惟前典。今逋逃罕复,租调弗均,关市之征,逮于山泽之产,咸助军国之资。宜令三司使以下,同经度件析以闻。岁用所额,无俾有阙,勿得增加赋敛,重困黎元。”
凡是宋朝主持两税工作的,必须以这道诏书为准,最关键的就是最后一句话,不管朝廷财政盈余还是亏欠,不许增加赋敛。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:“永不加赋”。
这四个字是徐平前世从金庸的小说里见到的,吹得天花乱缀,好像绝世秘籍一般造就了康熙这个千古一帝。实际上康熙的永不加赋指的是人丁税,其它的税种加起来一点都不含糊。这个税种在宋朝是没有的,而且清政府只执行了二三十年,就被他儿子雍正摊丁入亩变相废除了。
没什么人提起的宋朝永不加赋政策却被执行得非常彻底,而且不是指的每亩的两税负担,而是两税的以州军计的总额。换句话说,开垦荒地,下等田变成上等田,技术发展亩产量提高,每一州的赋税总额都不变,这些措施带来的好处都留在了民间。终两宋三百多年,两税总额以州军计算基本只有减少,没有增加,更不要说中央层面了。每次方田均税,基本是以均税而不增税为前提才能推行下去,王安石变法也不能例外。
在徐平看来,这只能是理想主义者的荒唐措施,依据现实条件调节赋税才是正常的。然而在宋朝,这却是天条,容不得任何挑战。
两税额度固定下来,朝廷用度却不断增加,官府便只好向工商税和征榷收入努力,这便是宋朝特立独行的根本原因。等到了这些收入也不能满足支出的时候,便开始增加苛捐杂税。朱熹有名言:“古者刻剥之法,本朝皆备”。其实不仅是古者刻剥之法,到了南宋的困难时期,朝廷为了增加收入官员们想出的各种名目天马行空,想象力突破天际,让后人也是叹为观止。
在宋朝前期,永不加赋的政策大大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,使官僚制度和社会经济管理各方面都远远超出了时代,后世的元明清三朝都难望其项背。而到了宋朝后期,这一制度又使中央失去了对地方财政的掌控,整个国家财政都在崩溃边缘徘徊。
宋朝地方官员的考核,知州首重司法,无冤狱为基本追求,如果能够平反冤案使五人以上活命,就可以官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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