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马光再次上前,拱手道:“敢问宰相,将何以治天下”
徐平道:“以仁义治天下。”
“何以知仁义何以施仁义相公欲如何本仁义”
“天下为道,朝廷为德。仁义也,德之分也。仁义完足,则德立,德立圣人出,天下大治。是以知以仁义治国,求天下之德,可达治世。”
天命和神权离开国家政权,其合法性要由查国家治乱来提供。治的时候,政权的合法性不会出问题,一旦由治转乱,政权就面临生存危机。成长期的国家,向施政的善恶动机要合法性,非成长期的国家,则向宗教和私天下退化,要么再退一步向宗族要合法性。
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出现,大家求治无门,宗教和宗族文化复兴。
司马光又道:“敢问相公,以仁义求道德,何以知之”
“天地分,万物生,人杂于禽兽间,聚而为群,再聚为国,诸国合为天下。老聃,周之史官也,记之载于竹帛,后人据之可查道德,是以知之。老聃何谓也其言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。道何所来道生于有,有生于无。”
“何谓无人杂于禽兽之间,未与万物区分之时,人尚蒙昧,不知自己为人也。何谓有人生智慧,知自己为人,知自己与万物不同之时。有生则道立,故言道生一。”
“何为道何为德人自禽兽中走出来,聚而为群。其群为部落,则天下为道,其部落为德。聚而为国,则天下为道,其国为德。国并而为天下,道德相合,圣人出焉。”
“是以知,道德为人之道,人之德,非天之道,非天之德。天与人相隔,求天理当于人外求之。求得天理,合于道德,则天人合一,大同之世或其谓与”
道德记录了汉文明的蒙昧时期,是怎么从一个一个人,走到一起,成为华夏的。这只是人的历史,记录的是文明的诞生、成长,一就是文明诞生的时期。至于天理,也就是科学技术,并不在这个系统之内,发展生产力另想办法。天理发展到极致,天下的物质极大丰富,想要什么就有什么,天人合一,大同之世,共产主义社会就来了。
这是汉文明的文明记忆,注重于合,并不一定全世界的文明都是这样形成的。哲学是一种文明记忆,日耳曼的族群认同,或许是靠着武力征服。两个人遇到一起,打一架,谁把谁打服了,谁就是主人,另一个人是奴隶。两个部落遇到一起了,打一仗,打胜了的就是主人,打输了的就是奴隶,所以会把原始社会出来的第一个时期定为奴隶社会。否定之否定可能就是这种文明记忆的展现,于他们是合适的,推行于其他文明未必会被接受。
中国的商周时期有没有奴隶肯定有。但是政权不是基于奴隶制的,那只是国家化因素。一元化的认为生产关系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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