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话,众人陷入思考当中,崇政殿一时沉寂下来。
有的人是真正明白了事情的复杂性,当然也有人根本就没看清懂王尧臣递过来的东西是什么意思。懂了的不好说,不懂的不敢说,都没有开口。
徐平道:“官不与民争利是不对的。若说官员不许与民争利还有道理,朝廷不与民争利是何道理治理天下,朝廷总是要用钱粮。节流总是有限度的,若是无处不可省,朝廷也就可以不要了,是也不是又要轻徭薄赋,又要不与民争利,朝廷的钱粮从哪里来总不能凭空变出来。我在三司多年,明白了一个道理,凡不加赋,不争民利而让朝廷日用自足的办法,大多对天下有更大的害处。节流不能够空讲,应当详列条贯,一年哪些钱当花哪些不当花。节流是在列条贯的时候,而不能条贯出来之后,再空口去讲。是以一年朝廷就用这么多钱,不去夺民利,便就要加赋税。所谓争民利,争的是势力人家,工商大户的利。真正细民的利,本就没有,又向何处争去”
“加赋税,天下之民,无论贫富,均受其害。三司营场务,是从富户手中争利,都一样是用作朝廷治天下之费。何者可取,何者不可取,显而易见。”
“由此可见,三司营场务本就是为了不苛求钱粮于细民,营利只是手段。是故不当舍本逐末,死守三司之利不放。之所以要把小的官营场务发卖于民间,是因一切皆在三司手中,难免年深日久,事事苟且。因何三司只要满足朝廷之费,便就足够,以一定本钱赚出尽量多的利钱,并不苛求。而只有百姓得利,手中有钱,所需之物才会愈来愈我,才会要天下尽心求治生产。此是放水养鱼,于天下有利。”
“天下产业尽集于三司,固然不可,三司手中无产业,一切求于细民,也是不当。其间分寸拿捏,便是朝廷之政合适不合适。此次巩县要建大车,便是如此。三司因为匠人的一切本于场务,不许其为私人会社效力固然不当,任其随意施为也是不当。是以,臣以为当让巩县那个私社,与三司妥善商量,给出如何价钱,三司允其用自己的技术,用自己下属的场务来制大车为是。只要价钱商量得妥当了,此事可行。以后若有同样的事情,皆可沿用此例。民间会社之间,也可比照办理。”
简单地说,技术转让费、专利费、市场准入,都是有价钱的。只要其他会社给得起价钱,便就应当让他们做。三司不能搞行政垄断经营,而要主动参与市场竞争。三司有国家资本支持,有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,竞争不过就有问题了。
徐平提出的这个办法,首先获得了吕夷简的同意。这就跟禁军的改革一个道理,把朝廷的某一部分搞成封闭集体,跟社会隔绝开来,早晚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弊端。不但是耽误了社会发展,还形成了不融入社会的特殊人群,百害而无一利。
三司的产业,同样要跟社会的其他产业一样,雇人经营,雇人管理,雇人作工。产业是经济组织,不是政府衙门,一切按照经济规律办事。官方只要掌握财政权和人事权,其他事务可以放手,比照民间的会社经济管理就是。
这些产业获得的利润,可以投入到社会的各项事业中去。用这种手段来筹措政权管理天下的一部分费用,而不要事事都靠税赋。税赋一加一减,无不引起天下震动。不如用这种手段,尽量减小因为经济波动,而加在天下百姓身上的负担。政权当向人民示恩,而尽量避免采用加税的办法,引致民众怨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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