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合作社”李参一头雾水,“敢问待制,这合作社到底是个什么”
“这个这么说吧,譬如童七郎留下的窑口,除了去了一个童七郎,实际上原先烧瓷的人都还在。若是这些窑工如同先前一样干活,瓷器还是能够烧出来,还是一样能够卖出去,还是一样有钱收。李通判,是不是”
李参点点头:“待制说的不错,但烧什么瓷,烧多少,怎么定价,怎么收钱,如何发工钱,都得有个主管说了算。若是没有这么个人,别说是窑工自己,就是出了事情官府也不知道该找谁,不是成了无头公案了吗”
“不错,所以要有合作社这么个地方,把这些事情担起来。”
徐平明白,李参最关心的,不是窑场里怎么组织,怎么生产,怎么分配利润,他最关心的是什么人能够负责跟官府打交道。收税要找到人收,不缴税要有具体的人关到牢里去,各种赋役要能正常摊派下去。至于其他的,官府哪里会操那个闲心。
这个主意也不是徐平心血来潮,是他长时间思索的结果。自己要推行大农庄大商业为主的经济模式,那么在这种形势下,小农户小手工业者应该如何面对冲击历史给出的答案是互助合作社,今天李参问起,徐平突然就冒了这个主意出来。
长时间地在农村工作,徐平跟很多农村合作社打过交道,相应地也对合作社的历史进行过比较深入的了解。
合作社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,小生产者小农户为了应对商业资本的冲击,而自然而然组织起来的互助合作的经济组织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,最早的合作社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充分发展的地方,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。也正是因为其有效性和普遍性,出现不久即在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起来。
在徐平前世生活的年代,发达国家的小生产者和家庭农场依然是靠合作社参与经济活动,而在中国则刚刚起步。
当然,中国的合作社有着不同的历程,最早与英国一样是从消费合作社起步,应对商品经济的冲击。但由于具体的国情,一直发展得不快。而到了解放后则又发展得过快,实际成了实现公有经济的过渡,发展过程并不连续。
商品经济的到来,必然会对分散的小生产者,甚至是普通的劳动者产生巨大的冲击,而应对这种冲击的手段,历史上最成功的就是合作社组织。甚至可以说,只要徐平在这个年代把商品经济推行下去,下层人民就必然会发展出类似合作社的组织来应对。经济现实必然会催生出这种经济组织,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
与其是让这种经济组织以杂乱无章的形式自发地产生,不如提前进行引导。
正是基于这种认识,徐平才在李参面前把这个问题主动提了出来。
李参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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