游园外面小河边的大柳树下,徐平和高大全以及杨文广、狄青三人面对面坐着,一边说话一边喝着酒,听他们讲这两年的经历。
饶是高大全一向不喜欢诉苦,在徐平面前说起三禁军的日子来,还是抱怨不断。日常被人排挤,或明或暗地对他各种不上台面的小手段,日子不是过不下去,难熬就是了。
说了好一会,高大全才道:“官人回来就好了,什么时候寻个机会,还是我们几个到边地去带兵吧。再在三衙这么下去,总觉得人就这么废掉了。”
徐平道:“此事急不得,且先在京城里再忍一忍。你有今日局面不容易,现在觉得日子难过,等到出去了更加难回来,不如现在先经营一番。”
高大全不好违了徐平的意思,只好应了,看得出来心里并不愿意。
北宋之所以建立,是宋太祖在陈桥驿黄袍加身,由一帮军中老弟兄推上台来的,一如五代旧例。各种阴谋论可能有也可能没有,都无关大局,最重要的是这个事实,宋朝是因为军队的行为而开国的,是一个先有军队再有国家的朝代。整个国家一直到灭亡,最少在形势上一直保持军事化管理的色彩,就连地方官府也一直保持着晚唐五代藩镇的官吏职位和格局,地方最重要的库称为军资库,用处就是用以赡军。不管是“崇文抑武”也好,还是后代一部分人认为的“重文轻武”也罢,都要明白一点,宋朝皇帝的统治基础是京城的数十万禁军。最少到这个年代,还没有任何改变,什么文臣的忠君爱国都是点缀。
三衙禁军才是赵家坐在皇位上的保证,是政权不可摇动的根基,国家大政,是围绕着皇帝怎么更好地控制禁军来的。禁军能打不能打,不是取决于什么样的军事制度,而是取决于皇帝对威胁的判断,使他在皇位上坐不稳的是外来威胁,还是来自内乱?
军事是政治的延伸,从属于政治,取决于政治,多了千年见识的徐平,对这一点应该有也必须有清醒的认识。因兵立国的大宋,在这一点上表现得特别明显,军队的战斗力实际上跟政治认识密切相关,政治认识变了,军队的战斗力便会飞改变。
真宗之后治国便就讲祖宗之法,而祖宗之法的主体又是由宋太宗定下来的。宋太宗对国家威胁的认识讲得非常清楚,“国若无内患,必有外忧;若无外忧,必有内患。外忧不过边事,皆可预为之防。惟奸邪无状,若为内患,深可惧焉。帝王合当用心于此。”
既然认为国家的威胁是来自于内患,那么禁军最重要的要求就是不作乱,至于平定反抗,只不过是捎带手的事情。只有认识了这一政治方针,才能明白禁军不能打的根源,实际上皇帝也不需要他们能打,只要混吃等死不作乱就算完成政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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