身,每十天休息一天的时候,他们便去枣庄城里看看。
眼见着一趟趟房子快速地盖将起来,眼见着民众越来越多,眼见着各种商货陆续摆在了商铺里……大街上行走之人中,脸上带着微笑的行人人数众多。
现在,他们还听说了,流求人竟然要开始每十天后,接连休息两天了!
这样的生活真心不错……铁口李都暗中开始物色修建宫观的地方了。
但是,现在却要带着教徒作乱!
任堂主哪里管铁口李的想法,他不住口地称赞此地,认为这里正是造反作乱的好地方。
首先就是这里的流求卫队队员比较少……官兵只要少了,那就是他们的机会。
像任堂主这样将要引领的小规模暴乱,自然最不喜欢直接面对官兵。
说到“农民起义”,这里简单说一点。
事实上这个华夏民族并没有真正的农民起义,甚至这个民族的古典文献中虽然有“起义”一词,但绝无无“农民起义”这一个组合词。
所以农民起义是一个现代词语。
从历代农民暴动作乱的组织者身份上看,大型群体事件的组织者们基本上没有是纯农民身份的。
农民之所以又是参与暴动的主体成员,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是被裹胁的!
他们的房屋被人放火烧了,寒家无食,故而只能从了他人。
被裹胁的乡下之人,不知远路,行百十里外,不悉回头,因后又有追兵而死心相随。
同时为了防掳来之农民逃逸,严格控制农民的私财,甚至在农民的脸上刺字或者染其眉,以断其归路。
那些农民参与暴动的其它原因则分别是天灾流行、赋税繁苛、政治腐败、外患频仍、兵变迭起、乡官虐民等。
这里当然没有什么地主兼并土地剥削农民加重的啥事情。
与此同时,这个时空的欧洲大陆上,也有农民暴动,东西两方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。
欧洲大陆主体是一种“领主分封制”。
农民(奴)暴动所反抗者,多是直接对其施加压迫和剥削的中小领主。
这种反抗多数无法发展至类似华夏民族的赤眉黄巾、黄巢、宋江式的规模……不同领主下的农民很难同步串联起事。
同时,地方的领主相对于郡县,镇压的意愿和能力也更强。
华夏民族的农民暴动的效果则不然。
在郡县制为主体的制度下,一开始小规模的“农业暴动”,往往更乐于落草为寇,然后去侵害更弱势的普通民众,而非直接对抗国家机器……亦更乐衷于“掳掠州县”伤害更弱势的普通民众,而非代表民众利益与国家机器对抗。
当经过裹胁后形成了大规模的“暴动”,如黄巾、赤眉绿林、黄巢等规模后,在力量足以分疆裂土之时,才敢与国家机器对抗。
换言之,就比例而言,郡县制下的东方“农民暴动”多,容易规模大;“领主分封制”下的西方“农民起义”较少,规模较少。
这种区别,与“民族性”之类的命题无关,更与“东西方农民的觉悟高低”无关,而只是一种不同现实环境下的不同的“理性选择”:
郡县制下,地方州县官僚大多既无意也无力镇压暴动者,暴动者掳掠州县普通百姓的风险,要低于直接对抗国家机器;领主分封制下,暴动者掳掠其他领主治下百姓的风险,却不一定比直接反抗自己的领主更低。
区别只在于一种最优化的选择。
所以,任堂主当然很高兴的看到,枣庄县城里并没有多少流求官兵。
有关流求官兵的英勇,他还是略有耳闻,而且也是小心对待的……山大王出身的人从不小看官兵。
任堂主还对流求官兵的武器有所研究。(。)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,更优质的阅读体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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